以柏林的自由觀分析當代台灣──以太陽花學運作觀察。

主要問題：台灣當代社會似乎處於一個更複雜的處境中，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

　　　　　由各自產生的顯著或隱晦的影響，因此本文希望能藉由太陽花學運的

　　　　　脈絡，先找出事件中各種行動或說法可能來自於何種自由觀念，並藉

　　　　　此進一步試圖理解當代台灣社會在二種自由觀念的分析下，自由面臨

　　　　　何種問題？

動機：柏林在著作中已經觀察到當代的人具有茫然、無所依附，因而想找到可以

　　　供他依附的行為準則或真理，而他所批判的正是這種一元論、單一目標導

　　　致的後果。因此柏林對自由區分為「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柏

　　　林主要批判與關注在於積極的自由如何造成極權與歷史及個人的危機，在

　　　這種情況下，柏林強調的現實意識也就旨在區別二種自由反思當時的法西

　　　斯或共產政權。但現代台灣所處的環境又要如何運用柏林所提出的自由觀

　　　念？如何以現實意識為核心關懷、並用柏林的理論發現自由在台灣產生的

　　　問題？

預期成果：希望藉由此篇報告能夠發現台灣社會中自由是如何實際運作的，這種

　　　　　自由的形式與內涵在二種自由概念下產生甚麼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否

　　　　　來自於自由的錯誤或過度運用？而積極自由在此運動（或民主國家）　

　　　　　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明顯或隱晦的、所採取的形式又為何？

正文：

一．前言

二．柏林自由觀念的說明：

（一）二種自由觀念。

（二）六種對自由產生威脅的理論。

三．太陽花行動與自由觀念的連結與衝突：

（一）公民不服從、抵抗權與自由。

（二）太陽花運動是否有六種對自由產生威脅理論的成分。

四．自由於太陽花運動之反思：

　　　　（一）正面、積極自由在政府與運動組織中扮演的角色。

　　　　（二）自由評價是否有助於解決問題？

五．結論

參考資料：１．《烏托邦、歷史、與多元主義──伊賽亞.柏林政治思想之研究》

　　　　　　　P.62-89；８６年６月東吳大學碩士班論文；作者：陳信宏、指

                                導教授：蔡英文。

　　　　　２．《自由及其背叛：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以賽亞.柏林著；

　　　　　　　譯林：南京，２００３年。

　　　　　３．《以撒.柏林對話錄：思想的瀚海》P.51-56。以撒.柏林、雷敏.

　　　　　　　亞罕拜格魯著；正中：台北，１９９４年。

　　　　　４．Berlin, Isaiah，「穆勒與生活的目的」、「歷史的不可避免性」，《自

              　　　由論》。譯林：南京，２００３年。

　　　　　５．Ignatiff, Michael，《他鄉：以撒柏林傳》，P.344-354，台北市：　　

　　　　　　　立緒。

　　　　　６．《現實意識》，以賽亞.柏林著；臉譜：台北市，２００４年。

　　　　　７．《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何榮幸著；臺北市：時報文化，　

　　　　　　　2014年。

關鍵字：二種自由觀念、太陽花運動、公民不服從、六種威脅自由的理論。

知識途徑的發展與限制－論以薩柏林之「價值多元論」

摘要：

　　價值多元論乃以薩柏林思想脈絡的核心，貫穿各部著作的不同論題，顯為畢生所致力宣揚之理念。本報告擬參照以薩柏林的生命歷程與學術建樹，探究因不同知識、文化體系所涵養的多元世界觀、在時局下其所擔當的職務角色與自我認同等因素對柏林價值多元論之形成的影響，並試以剖析柏林對思想史研究的貢獻及理論限制。

大綱：

一、前言

二、價值多元論的萌芽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   冷戰

三、一元論與價值多元論的攻防

(一)   以撒柏林對於一元論的批評

(二)   一元論者對於價值多元論的批評

四、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的緊張關係

(一)   自由選擇與選擇自由

五、刺蝟或狐狸？

關鍵字：以撒柏林、價值多元論、自由主義、刺蝟與狐狸

晚清前的菁英思想史是否無法與大眾連結？──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

題目：晚清前的菁英思想史是否無法與大眾連結？──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

主要問題：傳統菁英思想史的菁英著述是否有助於認識中國該時代政治思想與大眾的連結？──中國君主治術與典籍的關係（以老子為例），對比國家等政治概念形成後「群」與一般思想史的關係。

 
研究動機：以晚清為分野政治思想產生變化，其中不論就知識份子或者（思想史的）知識而言，都開始因「群、大眾」產生變化。因此我想討論若今日知識份子以一般思想史為焦點進行研究，是否因此能更精確的對中國政治思想進行詮釋；或者傳統菁英著述與各朝皇帝間的交互影響，是否亦能有效統整出大眾與政治思想的連結？當中應該如何看待菁英著述與當時社會一般政治思想的連結是我想討論的問題，並希望藉此找到一般思想史研究材料的大致範圍。
 
大綱：
一．前言。
二．菁英思想史下的缺漏：

　　１．天才間的空白時期。
　　２．文化傳承而重視不具影響力的人物。

三．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說明晚清前中國經典如何與大眾生活連結：

１．君王對文本的詮釋。

　　２．知識份子任官而修改思想並推行於大眾生活。

四．晚清「群」的概念引入：

１．「國與國民」概念形成，君王詮釋思想的權威淡化。

　　２．官僚無法完全統合菁英思想與大眾生活。

五．結論。

預期成果：
中國菁英思想史應藉由「君王」角色的中介對大眾發生影響，而此種影　　響使得精英典籍與大眾生活發生關係，或許可以從此著手縮小一般思想史之材料範圍，因此菁英著述與大眾生活的斷裂加以緩和，而能確定一般思想史材料內容，故而傳統菁英著述與大眾生活或許並沒有晚清後如此大的斷層。

自「大中至正」至「自由廣場」－論「去蔣化」對台灣認同的影響

報告摘要：

　　希冀從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中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建物為研究標的，了解中正紀念堂於1980年代建置的時空背景，及其格局配置與文物展示（照片、銅像、勳章、匾額）的詮釋著手，得知治者如何引導台灣人民的政治思想，以分析當時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再以2007年中正紀念堂的更名事件為例，說明從同一公共建物牌匾上的變化（從更名、復名，及選擇性的保留）意義，以及「去蔣化」等一連串相關舉措的實施景況對於台灣社會深層意識的影響，推敲當前台灣人對於自我認同為何，以對台灣的下一步提供參照。

報告大綱：

一、前言

二、中正紀念堂的政治意涵

(一) 建置象徵

(二) 文物展示

三、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

(一) 「台灣民主紀念館」

(二) 「自由廣場」

四、「去蔣化」措施及其效應

(一)各地蔣公銅像的拆遷

(二)對蔣中正統治正當性的質疑

五、結論


關鍵字：中正紀念堂、去蔣化、自由廣場、台灣認同

如何找尋政治思想史之研究材料與其運用

1. 研究政治思想史材料是重要的，而後如何對材料加以詮釋與賦予意義。材料基於其為研究主體並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唯一的連結，是故對於材料的選擇是首先必面對的，是故《思想史的寫法》首先談到菁英思想史與一般思想史之間的差異，其中所涉及的便是「公共性的探討與連續性的問題」，然而當我們確立對於思想史的研究一般思想史方是在當下普遍作用於大眾時（亦即其公共性較強），卻又如何加以選材？作者又提供了另一思索方向：非經典的人民用書、器物、圖畫將是重要補足對一般思想史材料缺漏與不足的部分；另一部分的連續性問題，若以菁英的著述做研究會使使歷史產生斷裂面，但歷史的呈現於斷裂面上應該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討論。然而回過頭來他認為文本事實上對於分辨其真假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假如對文本的敘述與詮釋是扭曲或造偽的，此行為本身與文本透露出的是怎樣的想法才為關鍵。
2. 然而我認為其說法在理論層次上是相當新穎而成理的，然而在實踐上面臨的挑戰卻是相當多面的，就如他時常在文中提及這些想法無論在研究著述上或教學上是困難的。而我認為最主要仍然在材料上，正如同近代歷史學家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近代史」，凸顯出歷史詮釋者對於理論建構扮演重要角色，針對固定的文本並已知為基礎作詮釋或做他人（於當時代）詮釋下的詮釋，雖流於菁英史但仍是較為固定且亦於討論的；但若以當時社會上所有相關之物做材料並以之研究，雖可說較具公共性但反面來說以當今之人如何確立其流通程度？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於第十節所言：「圖像思想史研究中，如何防止過度詮釋……，還需討論加上若干謹慎」，圖像之詮釋尚需如此謹慎下，以今日之軀詮釋過去思想史並藉由自己選擇之材料做研究主體如何可能？如何確定此研究主體與想解釋的問題密切相關、具有公共性；如何確定自身並無過度詮釋？都是此種研究材料所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3. 另一篇金觀濤與劉青峰則是用另一種方式研究問題：資料庫統計，然而也回到上述問題上：他所取材的雜誌或資料的公共性為何？即使他有其篩選標準──如：新青年雜誌在新文化運動討論＂共和＂與＂民主＂使用次數上的選擇理由──然而他卻也無法藉由統計數字說明當時知識份子普遍接受這種說法；另外即使克服此項問題仍舊無法藉由統計文字出現次數完全排除出現該文字的偶然性因素。

思想史作為權力關係的流變（Ver. 2）

葛兆光，2004，〈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導論（上）第一～四節、（下）第一、三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Guantao Jin and Qingfeng Liu（金觀濤、劉青峰） 2005.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6 (3): 467-501.3.

1. 自思想史的生成之中，「敘述什麼」與「如何敘述」即是在人為的雙重詮釋之下，析辨權力如何作用與發揮影響的理路，因此凡是有助於上述理解者，皆為思想史的材料來源。歷史，可作為思想史的來源之一，若以歷史文獻的回顧與蒐集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唯一來源，就僅止能旁敲過往治者與被治者間片面的權力關係狀態。
2. 除此之外，文獻的傳播實質上也交涉於思想體系背後權力的競逐與既有知識的攻防。自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所撰可得知，「民主」與「共和」兩概念引入中國的語彙意義變化和語彙使用率的消長，係為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先行對兩概念意義的拆解及選擇性採納的結果。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基於變革政治制度與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意圖，先以「共和」概念作為其議論主張，後在新文化運動透過「民主」的詮解取代「共和」的語彙使用，最後在「民主」意義的循環變化中，了解中國既有思想體系對於現代政治概念容納的影響。
3. 葛兆光提出對於思想史的觀察，應突破既有的文獻結構、型式及其書寫格式，並擴大思想史的研究材料範圍，透過一般在生活中廣泛流通而確切影響常人行為模式與思考基礎的各式史料（禮俗、檔案、戲曲、書畫等），並以圖像的布局結構為例，說明不言而明的意識符號如何作為常人生活的行為引導，剖析權力如何透過知識，作用為政治體內部共同的思想體系。

1. 思想史的史料蒐集若為多元，如何有效辨識史料與思想體系的連結，以及所產生的權力作用與效果？若以台灣為例，如總統府與自由廣場等具有政治意識象徵的建築，如何適當的找出其與公共政治思想的連結，並避免在建造者的想像與詮釋者的想像之中過度詮釋？
2. 政治語彙的使用與意義的流變，如何檢證治者與被治者間權力關係的轉化與否？

公共生活記敘與政治思維的轉化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頁195-220。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頁275-302。

王汎森在處理「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與「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兩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書寫手法上，採取了不同的結構論證與策略。同樣是在呈現思想史歷時的變化前者以呈現對比文獻反差的手法，以史學為標的告訴讀者在前與後之不同；後者則是以強調思想歷程漸進的發展，以說服讀者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形象上自思想至體制上的改變。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透過對「新史學」概念的標示，王汎森透過歷史書寫比較的方式，將「舊史學」與「新史學」兩概念重新定位與分類，並在兩概念之間佐以晚清興起的政治思維－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建構作為其連接的橋梁，同時以國家概念的發動人－梁啟超之論述主張作為主軸，來鋪陳此篇章的論證結構。
2. 首先，王汎森先針對「舊史學」何以為舊，以及「舊史學」在其論證假設上缺乏「國家」概念的主張提出說明，從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西方學者余英時及里雅各對於清朝官僚國家意識的觀察，以及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的陳獨秀的自嘆，作為傳統中國無國家與社會的佐證；接續探究中國無國家與社會概念之因，而從黃節在〈黃史〉中對於中國種族主義的觀點與張佛泉在〈梁啟超國家概念之形成〉的觀察中，了解作為使學革命發起人的梁啟超受日本現代國家概念的影響，再輾轉呼應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無國家與社會之概念。
3. 呈上所述，梁啟超作為史學革命暨國家概念之鼓吹者，王汎森透過其在〈少年中國說〉對國家的定義與構成要件之論述與《新國家思想》當中對於中國應破除舊勢（朝廷、貴族、家鄉、鄉土）而在私領域之上凝聚公共的整體，以及同時代影響中國的學者H. Spencer之「社會有機體論」作為國家與公共關係(國民、社會、群)連帶政治概念等三者文獻的整理下，而在晚清名臣張之洞幕僚汪康年之《時務報》與孫寶瑄《望山盧日記》找出國民意識之於公共關係的相驗。
4. 最後王汎森在推演革新「舊史學」之弊而為「新史學」之論點時，先拋引了當時「新史學」論者對於歷史的功能－有助公共生活之記敘，並將其著述時前十年對於晚清各方史學之爭最近期的研究文獻，整理併陳於篇章之尾。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王汎森與此篇章之開宗先為其文章作前言鋪述，界定了其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所欲達成的目的；同時，在篇章前、後置放內文大要與研究接續可發展的研究範圍作呼應。首先，王汎森從傳統東方（管子）西方（George Duby）對於規範性知識與自然知識之類別著手，分析知識份子的定位何在，並從費孝通對〈論「知識階級」〉之中從仕學合一的體制論事為四民之上的政治傳統。接續透過論中國「仕」的形象轉變，主張批判的強度作序列，有隱晦至顯著的光譜將各方文獻一一鋪敘：曾國藩《曾國藩全集》、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鐘天緯《擴充商務十條》、梁啟超《變法通義》、鄒容《革命軍》，以文獻呈現知識分子形象變化的證據，以及四民中農、工、商意識興起的趨勢為佐證。
2. 從中國廢科舉作為傳統知識分子地位變化的分水嶺，從而論證中國政治思想對於知識分子的形象變化從「四民之上」至「四民皆工」，在書寫的呈現上依舊是以主張的強弱作鋪敘以說服讀者：傅斯年〈時代的曙光與危機〉、施存統〈復軼千〉、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在俄國大革命爆發後，思想的變化之於政治制度的改變而開始對知識份子的攻擊，首先在於對知識實用性的評斷而從〈「偽知識」階級〉發端，文末以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報告書〉作為一連串論證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形象轉變，甚至在現實政治制度中地位亦改變的事實，作為政治思想對政治實務影響的客觀證據。

新史學的轉變與知識分子之認同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聯經，ｐ.195－220、ｐ.275－302）

１．正如同梁啟超＜新史學＞所言，新史學的轉變其表層主要來自於語言、文字背後的意義轉變（亦即「概念工具」），或者深入而言新史學引進了一種不同中國傳統的思想傳統或「世界觀」，並以這種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字邏輯檢驗舊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進而塑造一個新的政治上、思想上或現實上的詮釋與改造。而其中馬上面臨新世界觀或新語言概念所衝擊的即是史學研究，因此開始詢問「甚麼是歷史？」此問題，依循具體的歷史事實為材料開始詮釋時，首先必須面臨的即是「依據新的詮釋邏輯『歷史』的研究主體為何？」，因此開啟了本篇的爭論與架構，此也正是新史學之所以新之原因，否則以當今來看本篇許多概念工具是相當平常的語言邏輯，故而應重是當時的時代特性與其局限性而「新」也就相對而生。

依據上述論述來看本篇文章，故而論述新的概念工具：「國家、國民、群」，然而此文字中國本來即有，新史學所做的即勢轉變其文字背後所代表的邏輯意義，欲談「愛國」必先談「國」之為何，而國家的概念西方與中國的世界觀並不相同，是故方有陳獨秀所發之八國聯軍感慨，以現代國家的概念代置傳統家天下的朝廷概念，故而史學的詮釋必須加以改變並將史學主體朝廷轉為國家、由私史轉為公史、由著重國君轉為著重「群」的發展。回過頭來，既然國家的概念改變了，其因而產生的「愛國」也就必須重新定義，而「國民」、「群」乃至於「社會」也就必須再加以解釋。

２．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作用為何？始終影響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義，「士」雖為四民之首，但也相對的必須與四民（人民）連結，當外來的現實以其事實強烈的凸顯「士的無用」，士的自我認同也隨著對於社會的用處而改變，故而有「規範知識」與「自然知識」的對立，但對當時而言自然知識方才是重要的「用（處）」，故而掌握規範知識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對自我的批判，但是在此批判的期間知識份子仍然於現實中掌握實質權利、依舊任官，故而在廢除科舉時完全喪失了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連結（用處）。在第二階段的知識份子自我批判時（俄國大革命後）知識份子以工人的另一重身分重啟他與社會的連結，但既然做此連結「讀甚麼？」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哪一個知識是知識分子應該著重的？」便是討論的重點，既然知識份子運用了「新的策略」──與工人階級連結重新取得與社會的連結，故而若無法改變這種連結（或找尋知識份子新的「用（處）」層面）則知識分子就必須時時將自己拉回工人階級的處境或用處上，至少不能相差太遠。

然而我認為即使做此連結仍無法完全解決知識份子與工人間的差異問題，即使以蔡元培＜勞工神聖＞之說法，仍然無法迴避解釋知識份子產出的著述（或許教育算是，但仍可以工人傳授即可）對社會的貢獻為何？故而我認為知識份子於思想上改進社會、豐富文化仍是重要的知識分子與社會連結之處、也是知識份子主要對社會知「用（處）」，若以工人為中介連結社會知識份子階級的基礎是相當不穩固的。

反智如何做為君主思想武器的起源與運用

１．余英時於三篇中所討論之問題核心在於：「中國的反智思想根源為何？」與進一步的「反智思想如何被實際運用？」，實際上後者方是他所著墨與關注最多之部分。

２．若要將三篇定一題目加以貫串以：「『反智』如何做為君主思想武器的起源與運用」。

３．內容方面此三篇對於儒、道、法三家做解釋，其實核心乃在於法家如何為國君提供思想上的根據，並以儒（主智）與道（反智但於政治運用上仍有距離，而發展黃老思想）家思想做潤飾，使君權擁有這混合後的（反智）思想根基能打擊相對以「智」議政的官僚組織，最終近乎贏得君權全方面的勝利，並表現在君主的權責上以及歷代君主對經典與祖宗法制的重視度與曲解上。

當中於首篇舉出他認為的反智思想根源並加以評析後，以法家的反智為核心；但中國傳統政治的反智傳統並非如此單純，此傳統雜揉了另二家學說與其他學說並由諸多著述者詮釋後轉變為君主實際政治運作之根基。最末一篇才回到著述者真正想談之內容，也就是君主如何運用這項思想上的武器以及這項武器所執者的標的為何？

４．最終三篇中國反智傳統之詮釋、變遷與轉換集中於「國君」角色之上，並帶動思想傳統的實際運作使其成為今日之所以然；而知識分子於政治思想的詮釋中所扮演之角色卻逐漸淡化、越趨於迎合與小心，然而於此情況下知識分子如何再對政治思想予以創造？最終國君溯本之依靠仍然來自三篇皆略有著墨之「武力」上，並得以扭曲與雜揉思想之本原。

政治思想史回溯之意義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頁1-46。

「『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頁47-75。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頁77-86。

關鍵詞：政治思想、政治現實、知識份子、工具性價值、歷史

　　溯於過去中國歷史的鋪陳與各家思想發展的脈絡，作者試圖透過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現狀的剖析，理解知識份子於洪流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為何，以及身為1970年代的知識份子該如何自處。以「智性」認定為中國政治傳統自過去連接至現代的關鍵，一方面說明知識份子作為中國政體穩固的價值所在；一方面間接回應中國專制政體的「反智論」所展現的君統遺緒，而從傳統中國政治思想當中掘出可相應的蛛絲馬跡。在篇章結構上透過龐雜的漢學與史學的背景潤飾，已達其梳理知識份子正面與負面價值依據之目的，旁敲的技巧處理欲討論之問題，實為烘雲托月。

1. 當將「政治思想史」解析為「政治思想」與「歷史」兩相概念的結合，時間序將是政治思想與歷史互動相依的軸線；然而，自于英時之作品中不乏可看出「政治思想」迫於政治現實，而為不斷流變的工具性價值。試問對「政治思想」的理解，史學的觀察方式是否為必要？「政治思想」是否可能跳脫當下政治生活狀態而被創造？
2. 如何辨識何為「政治思想」相關的材料？

本學期授課進度

週次 Wk	日期 Date	課程內容 Content	備註 Note
1	9/15	課程簡介及進度說明
2	9/22	中國思想史的示範（I） 余英時，1976，「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歷史與思想〉，頁1-46。台北市：聯經。 余英時，1976，「『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頁47-75。 余英時，1976，「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歷史與思想〉，頁77-86。
3	9/29	中國思想史的示範（II） 王汎森，2003a，「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195-220，台北市：聯經。 王汎森，2003b，「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275-302。
4	10/6	中國思想史的示範（III） 葛兆光，2004，〈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導論（上）第一～四節、（下）第一、三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Guantao Jin and Qingfeng Liu（金觀濤、劉青峰） 2005.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6 (3): 467-501.
5	10/13	單元報告（一）
6	10/20	Berlin, Isaiah，「刺蝟與狐狸」，《俄國思想家》。
7	10/27	Berlin, Isaiah，「歷史的不可避免性」，《自由論》。
8	11/3	Berlin, Isaiah，「穆勒與生活的目的」，《自由論》。
9	11/10	Berlin, Isaiah，「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反潮流》。 Berlin, Isaiah，「孟德斯鳩」，《反潮流》。
10	11/17	Ignatiff, Michael，《他鄉：以撒柏林傳》，台北市：立緒。 Berlin, Isaiah "My Intellectual Path," The Power of Ideas, pp.1-23.
11	11/24	單元報告（二）
12	12/1	Strauss, Leo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9-55.
13	12/8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490號（蕭大勝）
14	12/15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618號（葉儒婷）
15	12/22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644號（蕭大勝）
16	12/29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485號（葉儒婷）
17	1/5	原住民身分法（蕭大勝） 性別工作平等法（葉儒婷）
18	1/12	學期報告與口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