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余英時於三篇中所討論之問題核心在於:「中國的反智思想根源為何?」與進一步的「反智思想如何被實際運用?」,實際上後者方是他所著墨與關注最多之部分。
2.若要將三篇定一題目加以貫串以:「『反智』如何做為君主思想武器的起源與運用」。
3.內容方面此三篇對於儒、道、法三家做解釋,其實核心乃在於法家如何為國君提供思想上的根據,並以儒(主智)與道(反智但於政治運用上仍有距離,而發展黃老思想)家思想做潤飾,使君權擁有這混合後的(反智)思想根基能打擊相對以「智」議政的官僚組織,最終近乎贏得君權全方面的勝利,並表現在君主的權責上以及歷代君主對經典與祖宗法制的重視度與曲解上。
當中於首篇舉出他認為的反智思想根源並加以評析後,以法家的反智為核心;但中國傳統政治的反智傳統並非如此單純,此傳統雜揉了另二家學說與其他學說並由諸多著述者詮釋後轉變為君主實際政治運作之根基。最末一篇才回到著述者真正想談之內容,也就是君主如何運用這項思想上的武器以及這項武器所執者的標的為何?
4.最終三篇中國反智傳統之詮釋、變遷與轉換集中於「國君」角色之上,並帶動思想傳統的實際運作使其成為今日之所以然;而知識分子於政治思想的詮釋中所扮演之角色卻逐漸淡化、越趨於迎合與小心,然而於此情況下知識分子如何再對政治思想予以創造?最終國君溯本之依靠仍然來自三篇皆略有著墨之「武力」上,並得以扭曲與雜揉思想之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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