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途徑的發展與限制－論以薩柏林之「價值多元論」

摘要：

　　價值多元論乃以薩柏林思想脈絡的核心，貫穿各部著作的不同論題，顯為畢生所致力宣揚之理念。本報告擬參照以薩柏林的生命歷程與學術建樹，探究因不同知識、文化體系所涵養的多元世界觀、在時局下其所擔當的職務角色與自我認同等因素對柏林價值多元論之形成的影響，並試以剖析柏林對思想史研究的貢獻及理論限制。

大綱：

一、前言

二、價值多元論的萌芽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   冷戰

三、一元論與價值多元論的攻防

(一)   以撒柏林對於一元論的批評

(二)   一元論者對於價值多元論的批評

四、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的緊張關係

(一)   自由選擇與選擇自由

五、刺蝟或狐狸？

關鍵字：以撒柏林、價值多元論、自由主義、刺蝟與狐狸

自「大中至正」至「自由廣場」－論「去蔣化」對台灣認同的影響

報告摘要：

　　希冀從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中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建物為研究標的，了解中正紀念堂於1980年代建置的時空背景，及其格局配置與文物展示（照片、銅像、勳章、匾額）的詮釋著手，得知治者如何引導台灣人民的政治思想，以分析當時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再以2007年中正紀念堂的更名事件為例，說明從同一公共建物牌匾上的變化（從更名、復名，及選擇性的保留）意義，以及「去蔣化」等一連串相關舉措的實施景況對於台灣社會深層意識的影響，推敲當前台灣人對於自我認同為何，以對台灣的下一步提供參照。

報告大綱：

一、前言

二、中正紀念堂的政治意涵

(一) 建置象徵

(二) 文物展示

三、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

(一) 「台灣民主紀念館」

(二) 「自由廣場」

四、「去蔣化」措施及其效應

(一)各地蔣公銅像的拆遷

(二)對蔣中正統治正當性的質疑

五、結論


關鍵字：中正紀念堂、去蔣化、自由廣場、台灣認同

思想史作為權力關係的流變（Ver. 2）

葛兆光，2004，〈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導論（上）第一～四節、（下）第一、三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Guantao Jin and Qingfeng Liu（金觀濤、劉青峰） 2005.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6 (3): 467-501.3.

1. 自思想史的生成之中，「敘述什麼」與「如何敘述」即是在人為的雙重詮釋之下，析辨權力如何作用與發揮影響的理路，因此凡是有助於上述理解者，皆為思想史的材料來源。歷史，可作為思想史的來源之一，若以歷史文獻的回顧與蒐集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唯一來源，就僅止能旁敲過往治者與被治者間片面的權力關係狀態。
2. 除此之外，文獻的傳播實質上也交涉於思想體系背後權力的競逐與既有知識的攻防。自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所撰可得知，「民主」與「共和」兩概念引入中國的語彙意義變化和語彙使用率的消長，係為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先行對兩概念意義的拆解及選擇性採納的結果。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基於變革政治制度與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意圖，先以「共和」概念作為其議論主張，後在新文化運動透過「民主」的詮解取代「共和」的語彙使用，最後在「民主」意義的循環變化中，了解中國既有思想體系對於現代政治概念容納的影響。
3. 葛兆光提出對於思想史的觀察，應突破既有的文獻結構、型式及其書寫格式，並擴大思想史的研究材料範圍，透過一般在生活中廣泛流通而確切影響常人行為模式與思考基礎的各式史料（禮俗、檔案、戲曲、書畫等），並以圖像的布局結構為例，說明不言而明的意識符號如何作為常人生活的行為引導，剖析權力如何透過知識，作用為政治體內部共同的思想體系。

1. 思想史的史料蒐集若為多元，如何有效辨識史料與思想體系的連結，以及所產生的權力作用與效果？若以台灣為例，如總統府與自由廣場等具有政治意識象徵的建築，如何適當的找出其與公共政治思想的連結，並避免在建造者的想像與詮釋者的想像之中過度詮釋？
2. 政治語彙的使用與意義的流變，如何檢證治者與被治者間權力關係的轉化與否？

公共生活記敘與政治思維的轉化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頁195-220。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頁275-302。

王汎森在處理「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與「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兩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書寫手法上，採取了不同的結構論證與策略。同樣是在呈現思想史歷時的變化前者以呈現對比文獻反差的手法，以史學為標的告訴讀者在前與後之不同；後者則是以強調思想歷程漸進的發展，以說服讀者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形象上自思想至體制上的改變。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透過對「新史學」概念的標示，王汎森透過歷史書寫比較的方式，將「舊史學」與「新史學」兩概念重新定位與分類，並在兩概念之間佐以晚清興起的政治思維－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建構作為其連接的橋梁，同時以國家概念的發動人－梁啟超之論述主張作為主軸，來鋪陳此篇章的論證結構。
2. 首先，王汎森先針對「舊史學」何以為舊，以及「舊史學」在其論證假設上缺乏「國家」概念的主張提出說明，從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西方學者余英時及里雅各對於清朝官僚國家意識的觀察，以及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的陳獨秀的自嘆，作為傳統中國無國家與社會的佐證；接續探究中國無國家與社會概念之因，而從黃節在〈黃史〉中對於中國種族主義的觀點與張佛泉在〈梁啟超國家概念之形成〉的觀察中，了解作為使學革命發起人的梁啟超受日本現代國家概念的影響，再輾轉呼應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無國家與社會之概念。
3. 呈上所述，梁啟超作為史學革命暨國家概念之鼓吹者，王汎森透過其在〈少年中國說〉對國家的定義與構成要件之論述與《新國家思想》當中對於中國應破除舊勢（朝廷、貴族、家鄉、鄉土）而在私領域之上凝聚公共的整體，以及同時代影響中國的學者H. Spencer之「社會有機體論」作為國家與公共關係(國民、社會、群)連帶政治概念等三者文獻的整理下，而在晚清名臣張之洞幕僚汪康年之《時務報》與孫寶瑄《望山盧日記》找出國民意識之於公共關係的相驗。
4. 最後王汎森在推演革新「舊史學」之弊而為「新史學」之論點時，先拋引了當時「新史學」論者對於歷史的功能－有助公共生活之記敘，並將其著述時前十年對於晚清各方史學之爭最近期的研究文獻，整理併陳於篇章之尾。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王汎森與此篇章之開宗先為其文章作前言鋪述，界定了其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所欲達成的目的；同時，在篇章前、後置放內文大要與研究接續可發展的研究範圍作呼應。首先，王汎森從傳統東方（管子）西方（George Duby）對於規範性知識與自然知識之類別著手，分析知識份子的定位何在，並從費孝通對〈論「知識階級」〉之中從仕學合一的體制論事為四民之上的政治傳統。接續透過論中國「仕」的形象轉變，主張批判的強度作序列，有隱晦至顯著的光譜將各方文獻一一鋪敘：曾國藩《曾國藩全集》、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鐘天緯《擴充商務十條》、梁啟超《變法通義》、鄒容《革命軍》，以文獻呈現知識分子形象變化的證據，以及四民中農、工、商意識興起的趨勢為佐證。
2. 從中國廢科舉作為傳統知識分子地位變化的分水嶺，從而論證中國政治思想對於知識分子的形象變化從「四民之上」至「四民皆工」，在書寫的呈現上依舊是以主張的強弱作鋪敘以說服讀者：傅斯年〈時代的曙光與危機〉、施存統〈復軼千〉、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在俄國大革命爆發後，思想的變化之於政治制度的改變而開始對知識份子的攻擊，首先在於對知識實用性的評斷而從〈「偽知識」階級〉發端，文末以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報告書〉作為一連串論證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形象轉變，甚至在現實政治制度中地位亦改變的事實，作為政治思想對政治實務影響的客觀證據。

政治思想史回溯之意義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頁1-46。

「『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頁47-75。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頁77-86。

關鍵詞：政治思想、政治現實、知識份子、工具性價值、歷史

　　溯於過去中國歷史的鋪陳與各家思想發展的脈絡，作者試圖透過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現狀的剖析，理解知識份子於洪流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為何，以及身為1970年代的知識份子該如何自處。以「智性」認定為中國政治傳統自過去連接至現代的關鍵，一方面說明知識份子作為中國政體穩固的價值所在；一方面間接回應中國專制政體的「反智論」所展現的君統遺緒，而從傳統中國政治思想當中掘出可相應的蛛絲馬跡。在篇章結構上透過龐雜的漢學與史學的背景潤飾，已達其梳理知識份子正面與負面價值依據之目的，旁敲的技巧處理欲討論之問題，實為烘雲托月。

1. 當將「政治思想史」解析為「政治思想」與「歷史」兩相概念的結合，時間序將是政治思想與歷史互動相依的軸線；然而，自于英時之作品中不乏可看出「政治思想」迫於政治現實，而為不斷流變的工具性價值。試問對「政治思想」的理解，史學的觀察方式是否為必要？「政治思想」是否可能跳脫當下政治生活狀態而被創造？
2. 如何辨識何為「政治思想」相關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