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記敘與政治思維的轉化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頁195-220。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頁275-302。

王汎森在處理「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與「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兩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書寫手法上，採取了不同的結構論證與策略。同樣是在呈現思想史歷時的變化前者以呈現對比文獻反差的手法，以史學為標的告訴讀者在前與後之不同；後者則是以強調思想歷程漸進的發展，以說服讀者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形象上自思想至體制上的改變。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透過對「新史學」概念的標示，王汎森透過歷史書寫比較的方式，將「舊史學」與「新史學」兩概念重新定位與分類，並在兩概念之間佐以晚清興起的政治思維－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建構作為其連接的橋梁，同時以國家概念的發動人－梁啟超之論述主張作為主軸，來鋪陳此篇章的論證結構。
2. 首先，王汎森先針對「舊史學」何以為舊，以及「舊史學」在其論證假設上缺乏「國家」概念的主張提出說明，從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西方學者余英時及里雅各對於清朝官僚國家意識的觀察，以及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的陳獨秀的自嘆，作為傳統中國無國家與社會的佐證；接續探究中國無國家與社會概念之因，而從黃節在〈黃史〉中對於中國種族主義的觀點與張佛泉在〈梁啟超國家概念之形成〉的觀察中，了解作為使學革命發起人的梁啟超受日本現代國家概念的影響，再輾轉呼應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無國家與社會之概念。
3. 呈上所述，梁啟超作為史學革命暨國家概念之鼓吹者，王汎森透過其在〈少年中國說〉對國家的定義與構成要件之論述與《新國家思想》當中對於中國應破除舊勢（朝廷、貴族、家鄉、鄉土）而在私領域之上凝聚公共的整體，以及同時代影響中國的學者H. Spencer之「社會有機體論」作為國家與公共關係(國民、社會、群)連帶政治概念等三者文獻的整理下，而在晚清名臣張之洞幕僚汪康年之《時務報》與孫寶瑄《望山盧日記》找出國民意識之於公共關係的相驗。
4. 最後王汎森在推演革新「舊史學」之弊而為「新史學」之論點時，先拋引了當時「新史學」論者對於歷史的功能－有助公共生活之記敘，並將其著述時前十年對於晚清各方史學之爭最近期的研究文獻，整理併陳於篇章之尾。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王汎森與此篇章之開宗先為其文章作前言鋪述，界定了其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所欲達成的目的；同時，在篇章前、後置放內文大要與研究接續可發展的研究範圍作呼應。首先，王汎森從傳統東方（管子）西方（George Duby）對於規範性知識與自然知識之類別著手，分析知識份子的定位何在，並從費孝通對〈論「知識階級」〉之中從仕學合一的體制論事為四民之上的政治傳統。接續透過論中國「仕」的形象轉變，主張批判的強度作序列，有隱晦至顯著的光譜將各方文獻一一鋪敘：曾國藩《曾國藩全集》、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鐘天緯《擴充商務十條》、梁啟超《變法通義》、鄒容《革命軍》，以文獻呈現知識分子形象變化的證據，以及四民中農、工、商意識興起的趨勢為佐證。
2. 從中國廢科舉作為傳統知識分子地位變化的分水嶺，從而論證中國政治思想對於知識分子的形象變化從「四民之上」至「四民皆工」，在書寫的呈現上依舊是以主張的強弱作鋪敘以說服讀者：傅斯年〈時代的曙光與危機〉、施存統〈復軼千〉、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在俄國大革命爆發後，思想的變化之於政治制度的改變而開始對知識份子的攻擊，首先在於對知識實用性的評斷而從〈「偽知識」階級〉發端，文末以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報告書〉作為一連串論證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形象轉變，甚至在現實政治制度中地位亦改變的事實，作為政治思想對政治實務影響的客觀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