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的轉變與知識分子之認同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聯經，ｐ.195－220、ｐ.275－302）

１．正如同梁啟超＜新史學＞所言，新史學的轉變其表層主要來自於語言、文字背後的意義轉變（亦即「概念工具」），或者深入而言新史學引進了一種不同中國傳統的思想傳統或「世界觀」，並以這種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字邏輯檢驗舊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進而塑造一個新的政治上、思想上或現實上的詮釋與改造。而其中馬上面臨新世界觀或新語言概念所衝擊的即是史學研究，因此開始詢問「甚麼是歷史？」此問題，依循具體的歷史事實為材料開始詮釋時，首先必須面臨的即是「依據新的詮釋邏輯『歷史』的研究主體為何？」，因此開啟了本篇的爭論與架構，此也正是新史學之所以新之原因，否則以當今來看本篇許多概念工具是相當平常的語言邏輯，故而應重是當時的時代特性與其局限性而「新」也就相對而生。

依據上述論述來看本篇文章，故而論述新的概念工具：「國家、國民、群」，然而此文字中國本來即有，新史學所做的即勢轉變其文字背後所代表的邏輯意義，欲談「愛國」必先談「國」之為何，而國家的概念西方與中國的世界觀並不相同，是故方有陳獨秀所發之八國聯軍感慨，以現代國家的概念代置傳統家天下的朝廷概念，故而史學的詮釋必須加以改變並將史學主體朝廷轉為國家、由私史轉為公史、由著重國君轉為著重「群」的發展。回過頭來，既然國家的概念改變了，其因而產生的「愛國」也就必須重新定義，而「國民」、「群」乃至於「社會」也就必須再加以解釋。

２．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作用為何？始終影響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義，「士」雖為四民之首，但也相對的必須與四民（人民）連結，當外來的現實以其事實強烈的凸顯「士的無用」，士的自我認同也隨著對於社會的用處而改變，故而有「規範知識」與「自然知識」的對立，但對當時而言自然知識方才是重要的「用（處）」，故而掌握規範知識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對自我的批判，但是在此批判的期間知識份子仍然於現實中掌握實質權利、依舊任官，故而在廢除科舉時完全喪失了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連結（用處）。在第二階段的知識份子自我批判時（俄國大革命後）知識份子以工人的另一重身分重啟他與社會的連結，但既然做此連結「讀甚麼？」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哪一個知識是知識分子應該著重的？」便是討論的重點，既然知識份子運用了「新的策略」──與工人階級連結重新取得與社會的連結，故而若無法改變這種連結（或找尋知識份子新的「用（處）」層面）則知識分子就必須時時將自己拉回工人階級的處境或用處上，至少不能相差太遠。

然而我認為即使做此連結仍無法完全解決知識份子與工人間的差異問題，即使以蔡元培＜勞工神聖＞之說法，仍然無法迴避解釋知識份子產出的著述（或許教育算是，但仍可以工人傳授即可）對社會的貢獻為何？故而我認為知識份子於思想上改進社會、豐富文化仍是重要的知識分子與社會連結之處、也是知識份子主要對社會知「用（處）」，若以工人為中介連結社會知識份子階級的基礎是相當不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