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記敘與政治思維的轉化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頁195-220。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頁275-302。

王汎森在處理「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與「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兩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書寫手法上，採取了不同的結構論證與策略。同樣是在呈現思想史歷時的變化前者以呈現對比文獻反差的手法，以史學為標的告訴讀者在前與後之不同；後者則是以強調思想歷程漸進的發展，以說服讀者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形象上自思想至體制上的改變。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透過對「新史學」概念的標示，王汎森透過歷史書寫比較的方式，將「舊史學」與「新史學」兩概念重新定位與分類，並在兩概念之間佐以晚清興起的政治思維－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建構作為其連接的橋梁，同時以國家概念的發動人－梁啟超之論述主張作為主軸，來鋪陳此篇章的論證結構。
2. 首先，王汎森先針對「舊史學」何以為舊，以及「舊史學」在其論證假設上缺乏「國家」概念的主張提出說明，從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西方學者余英時及里雅各對於清朝官僚國家意識的觀察，以及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的陳獨秀的自嘆，作為傳統中國無國家與社會的佐證；接續探究中國無國家與社會概念之因，而從黃節在〈黃史〉中對於中國種族主義的觀點與張佛泉在〈梁啟超國家概念之形成〉的觀察中，了解作為使學革命發起人的梁啟超受日本現代國家概念的影響，再輾轉呼應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無國家與社會之概念。
3. 呈上所述，梁啟超作為史學革命暨國家概念之鼓吹者，王汎森透過其在〈少年中國說〉對國家的定義與構成要件之論述與《新國家思想》當中對於中國應破除舊勢（朝廷、貴族、家鄉、鄉土）而在私領域之上凝聚公共的整體，以及同時代影響中國的學者H. Spencer之「社會有機體論」作為國家與公共關係(國民、社會、群)連帶政治概念等三者文獻的整理下，而在晚清名臣張之洞幕僚汪康年之《時務報》與孫寶瑄《望山盧日記》找出國民意識之於公共關係的相驗。
4. 最後王汎森在推演革新「舊史學」之弊而為「新史學」之論點時，先拋引了當時「新史學」論者對於歷史的功能－有助公共生活之記敘，並將其著述時前十年對於晚清各方史學之爭最近期的研究文獻，整理併陳於篇章之尾。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王汎森與此篇章之開宗先為其文章作前言鋪述，界定了其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所欲達成的目的；同時，在篇章前、後置放內文大要與研究接續可發展的研究範圍作呼應。首先，王汎森從傳統東方（管子）西方（George Duby）對於規範性知識與自然知識之類別著手，分析知識份子的定位何在，並從費孝通對〈論「知識階級」〉之中從仕學合一的體制論事為四民之上的政治傳統。接續透過論中國「仕」的形象轉變，主張批判的強度作序列，有隱晦至顯著的光譜將各方文獻一一鋪敘：曾國藩《曾國藩全集》、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鐘天緯《擴充商務十條》、梁啟超《變法通義》、鄒容《革命軍》，以文獻呈現知識分子形象變化的證據，以及四民中農、工、商意識興起的趨勢為佐證。
2. 從中國廢科舉作為傳統知識分子地位變化的分水嶺，從而論證中國政治思想對於知識分子的形象變化從「四民之上」至「四民皆工」，在書寫的呈現上依舊是以主張的強弱作鋪敘以說服讀者：傅斯年〈時代的曙光與危機〉、施存統〈復軼千〉、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在俄國大革命爆發後，思想的變化之於政治制度的改變而開始對知識份子的攻擊，首先在於對知識實用性的評斷而從〈「偽知識」階級〉發端，文末以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報告書〉作為一連串論證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形象轉變，甚至在現實政治制度中地位亦改變的事實，作為政治思想對政治實務影響的客觀證據。

新史學的轉變與知識分子之認同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聯經，ｐ.195－220、ｐ.275－302）

１．正如同梁啟超＜新史學＞所言，新史學的轉變其表層主要來自於語言、文字背後的意義轉變（亦即「概念工具」），或者深入而言新史學引進了一種不同中國傳統的思想傳統或「世界觀」，並以這種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字邏輯檢驗舊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進而塑造一個新的政治上、思想上或現實上的詮釋與改造。而其中馬上面臨新世界觀或新語言概念所衝擊的即是史學研究，因此開始詢問「甚麼是歷史？」此問題，依循具體的歷史事實為材料開始詮釋時，首先必須面臨的即是「依據新的詮釋邏輯『歷史』的研究主體為何？」，因此開啟了本篇的爭論與架構，此也正是新史學之所以新之原因，否則以當今來看本篇許多概念工具是相當平常的語言邏輯，故而應重是當時的時代特性與其局限性而「新」也就相對而生。

依據上述論述來看本篇文章，故而論述新的概念工具：「國家、國民、群」，然而此文字中國本來即有，新史學所做的即勢轉變其文字背後所代表的邏輯意義，欲談「愛國」必先談「國」之為何，而國家的概念西方與中國的世界觀並不相同，是故方有陳獨秀所發之八國聯軍感慨，以現代國家的概念代置傳統家天下的朝廷概念，故而史學的詮釋必須加以改變並將史學主體朝廷轉為國家、由私史轉為公史、由著重國君轉為著重「群」的發展。回過頭來，既然國家的概念改變了，其因而產生的「愛國」也就必須重新定義，而「國民」、「群」乃至於「社會」也就必須再加以解釋。

２．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作用為何？始終影響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義，「士」雖為四民之首，但也相對的必須與四民（人民）連結，當外來的現實以其事實強烈的凸顯「士的無用」，士的自我認同也隨著對於社會的用處而改變，故而有「規範知識」與「自然知識」的對立，但對當時而言自然知識方才是重要的「用（處）」，故而掌握規範知識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對自我的批判，但是在此批判的期間知識份子仍然於現實中掌握實質權利、依舊任官，故而在廢除科舉時完全喪失了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連結（用處）。在第二階段的知識份子自我批判時（俄國大革命後）知識份子以工人的另一重身分重啟他與社會的連結，但既然做此連結「讀甚麼？」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哪一個知識是知識分子應該著重的？」便是討論的重點，既然知識份子運用了「新的策略」──與工人階級連結重新取得與社會的連結，故而若無法改變這種連結（或找尋知識份子新的「用（處）」層面）則知識分子就必須時時將自己拉回工人階級的處境或用處上，至少不能相差太遠。

然而我認為即使做此連結仍無法完全解決知識份子與工人間的差異問題，即使以蔡元培＜勞工神聖＞之說法，仍然無法迴避解釋知識份子產出的著述（或許教育算是，但仍可以工人傳授即可）對社會的貢獻為何？故而我認為知識份子於思想上改進社會、豐富文化仍是重要的知識分子與社會連結之處、也是知識份子主要對社會知「用（處）」，若以工人為中介連結社會知識份子階級的基礎是相當不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