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工作權保障與性別平等之實踐－以《性別工作平等法》為例

研究動機：

　　綜觀《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意、立法記錄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就業、失業之統計數據，可得知我國女性勞動人口的就業比例與平均薪資所得皆落後於男性受雇者，追根究柢係於性別歧視所造成的不友善就業環境，使得女性因性別差異與親職成本的負擔之下，未能與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權。筆者認為，性別間工作權的不平等，係對於中華民國部分國民基本國民權利的排擠。據2013年內政部戶籍人口統計資料，女性人口已首度高於男性人口，從性別平權、親職分配問題與國家發展長計而論，審視《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於性別平等保障之成效刻不容緩。

論題：

1. 工作權的平等何須落實於性別之間？
2. 《性別工作平等法》是否有助於性別工作權平等之落實？

摘要：

　　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權，以及在法律上權利、義務平等之地位，惟因性別差異與性別歧視，使得不同性別者未能有相同就業機會與公平合理的就業環境。本文試討論國家保障人民平等工作權之意涵，並解析因性別差異、親職責貸如何造成女性受雇者工作權之不平等，及其連鎖、深化的性別不平等關係，說明實踐性別實質平等措施的重要性。
　　《性別工作平等法》作為我國落實性別工作權平等之政策工具，所擔負的使命在於保障不同性別間平等的工作權利，以及性別能力平等意識的型塑。本文第三部分除梳理工作權平等與性別平等之影響關係，同時將檢證《性別工作平等法》條文內容對於上述環節問題之處理。然而，以促進生育為導向的工作權平等措施，保障的對象限縮於具有生育能力雙薪家庭，對於單親家庭、單薪家庭以及多元性別之照顧力有未逮，亦未能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的親職負擔與平等工作權。文末希冀從國家人口永續的角度提供《性別工作平等法》可能的修正方案，平分性別間之親職負擔，並降低勞動人口之家庭照顧成本，使性別平等自工作與親職選擇間解套。

大綱：

一、前言

二、國家何以保障人民工作權平等？

(一)   保障工作權平等的意義

(二)   性別差異對工作權的影響

(三)   實踐性別實質平等措施的必要

三、工作權平等與性別平等的相關性

(一)   性別平等與親職分配

(二)   親職分配與工作權平等

(三)   工作權平等與性別平等

四、促進生育為導向的工作權平等措施

(一)   誰是《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的對象？

(二)   生育權利的保障與女性自主選擇權

(三)   親職成本平分與公共化的可能

五、結論

關鍵字：工作權平等、性別平等、親職分配、《性別工作平等法》

以柏林的自由觀分析當代台灣──以太陽花學運作觀察。

主要問題：台灣當代社會似乎處於一個更複雜的處境中，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

　　　　　由各自產生的顯著或隱晦的影響，因此本文希望能藉由太陽花學運的

　　　　　脈絡，先找出事件中各種行動或說法可能來自於何種自由觀念，並藉

　　　　　此進一步試圖理解當代台灣社會在二種自由觀念的分析下，自由面臨

　　　　　何種問題？

動機：柏林在著作中已經觀察到當代的人具有茫然、無所依附，因而想找到可以

　　　供他依附的行為準則或真理，而他所批判的正是這種一元論、單一目標導

　　　致的後果。因此柏林對自由區分為「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柏

　　　林主要批判與關注在於積極的自由如何造成極權與歷史及個人的危機，在

　　　這種情況下，柏林強調的現實意識也就旨在區別二種自由反思當時的法西

　　　斯或共產政權。但現代台灣所處的環境又要如何運用柏林所提出的自由觀

　　　念？如何以現實意識為核心關懷、並用柏林的理論發現自由在台灣產生的

　　　問題？

預期成果：希望藉由此篇報告能夠發現台灣社會中自由是如何實際運作的，這種

　　　　　自由的形式與內涵在二種自由概念下產生甚麼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否

　　　　　來自於自由的錯誤或過度運用？而積極自由在此運動（或民主國家）　

　　　　　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明顯或隱晦的、所採取的形式又為何？

正文：

一．前言

二．柏林自由觀念的說明：

（一）二種自由觀念。

（二）六種對自由產生威脅的理論。

三．太陽花行動與自由觀念的連結與衝突：

（一）公民不服從、抵抗權與自由。

（二）太陽花運動是否有六種對自由產生威脅理論的成分。

四．自由於太陽花運動之反思：

　　　　（一）正面、積極自由在政府與運動組織中扮演的角色。

　　　　（二）自由評價是否有助於解決問題？

五．結論

參考資料：１．《烏托邦、歷史、與多元主義──伊賽亞.柏林政治思想之研究》

　　　　　　　P.62-89；８６年６月東吳大學碩士班論文；作者：陳信宏、指

                                導教授：蔡英文。

　　　　　２．《自由及其背叛：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以賽亞.柏林著；

　　　　　　　譯林：南京，２００３年。

　　　　　３．《以撒.柏林對話錄：思想的瀚海》P.51-56。以撒.柏林、雷敏.

　　　　　　　亞罕拜格魯著；正中：台北，１９９４年。

　　　　　４．Berlin, Isaiah，「穆勒與生活的目的」、「歷史的不可避免性」，《自

              　　　由論》。譯林：南京，２００３年。

　　　　　５．Ignatiff, Michael，《他鄉：以撒柏林傳》，P.344-354，台北市：　　

　　　　　　　立緒。

　　　　　６．《現實意識》，以賽亞.柏林著；臉譜：台北市，２００４年。

　　　　　７．《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何榮幸著；臺北市：時報文化，　

　　　　　　　2014年。

關鍵字：二種自由觀念、太陽花運動、公民不服從、六種威脅自由的理論。

知識途徑的發展與限制－論以薩柏林之「價值多元論」

摘要：

　　價值多元論乃以薩柏林思想脈絡的核心，貫穿各部著作的不同論題，顯為畢生所致力宣揚之理念。本報告擬參照以薩柏林的生命歷程與學術建樹，探究因不同知識、文化體系所涵養的多元世界觀、在時局下其所擔當的職務角色與自我認同等因素對柏林價值多元論之形成的影響，並試以剖析柏林對思想史研究的貢獻及理論限制。

大綱：

一、前言

二、價值多元論的萌芽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   冷戰

三、一元論與價值多元論的攻防

(一)   以撒柏林對於一元論的批評

(二)   一元論者對於價值多元論的批評

四、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的緊張關係

(一)   自由選擇與選擇自由

五、刺蝟或狐狸？

關鍵字：以撒柏林、價值多元論、自由主義、刺蝟與狐狸

晚清前的菁英思想史是否無法與大眾連結？──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

題目：晚清前的菁英思想史是否無法與大眾連結？──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

主要問題：傳統菁英思想史的菁英著述是否有助於認識中國該時代政治思想與大眾的連結？──中國君主治術與典籍的關係（以老子為例），對比國家等政治概念形成後「群」與一般思想史的關係。

 
研究動機：以晚清為分野政治思想產生變化，其中不論就知識份子或者（思想史的）知識而言，都開始因「群、大眾」產生變化。因此我想討論若今日知識份子以一般思想史為焦點進行研究，是否因此能更精確的對中國政治思想進行詮釋；或者傳統菁英著述與各朝皇帝間的交互影響，是否亦能有效統整出大眾與政治思想的連結？當中應該如何看待菁英著述與當時社會一般政治思想的連結是我想討論的問題，並希望藉此找到一般思想史研究材料的大致範圍。
 
大綱：
一．前言。
二．菁英思想史下的缺漏：

　　１．天才間的空白時期。
　　２．文化傳承而重視不具影響力的人物。

三．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說明晚清前中國經典如何與大眾生活連結：

１．君王對文本的詮釋。

　　２．知識份子任官而修改思想並推行於大眾生活。

四．晚清「群」的概念引入：

１．「國與國民」概念形成，君王詮釋思想的權威淡化。

　　２．官僚無法完全統合菁英思想與大眾生活。

五．結論。

預期成果：
中國菁英思想史應藉由「君王」角色的中介對大眾發生影響，而此種影　　響使得精英典籍與大眾生活發生關係，或許可以從此著手縮小一般思想史之材料範圍，因此菁英著述與大眾生活的斷裂加以緩和，而能確定一般思想史材料內容，故而傳統菁英著述與大眾生活或許並沒有晚清後如此大的斷層。

自「大中至正」至「自由廣場」－論「去蔣化」對台灣認同的影響

報告摘要：

　　希冀從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中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建物為研究標的，了解中正紀念堂於1980年代建置的時空背景，及其格局配置與文物展示（照片、銅像、勳章、匾額）的詮釋著手，得知治者如何引導台灣人民的政治思想，以分析當時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再以2007年中正紀念堂的更名事件為例，說明從同一公共建物牌匾上的變化（從更名、復名，及選擇性的保留）意義，以及「去蔣化」等一連串相關舉措的實施景況對於台灣社會深層意識的影響，推敲當前台灣人對於自我認同為何，以對台灣的下一步提供參照。

報告大綱：

一、前言

二、中正紀念堂的政治意涵

(一) 建置象徵

(二) 文物展示

三、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

(一) 「台灣民主紀念館」

(二) 「自由廣場」

四、「去蔣化」措施及其效應

(一)各地蔣公銅像的拆遷

(二)對蔣中正統治正當性的質疑

五、結論


關鍵字：中正紀念堂、去蔣化、自由廣場、台灣認同

如何找尋政治思想史之研究材料與其運用

1. 研究政治思想史材料是重要的，而後如何對材料加以詮釋與賦予意義。材料基於其為研究主體並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唯一的連結，是故對於材料的選擇是首先必面對的，是故《思想史的寫法》首先談到菁英思想史與一般思想史之間的差異，其中所涉及的便是「公共性的探討與連續性的問題」，然而當我們確立對於思想史的研究一般思想史方是在當下普遍作用於大眾時（亦即其公共性較強），卻又如何加以選材？作者又提供了另一思索方向：非經典的人民用書、器物、圖畫將是重要補足對一般思想史材料缺漏與不足的部分；另一部分的連續性問題，若以菁英的著述做研究會使使歷史產生斷裂面，但歷史的呈現於斷裂面上應該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討論。然而回過頭來他認為文本事實上對於分辨其真假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假如對文本的敘述與詮釋是扭曲或造偽的，此行為本身與文本透露出的是怎樣的想法才為關鍵。
2. 然而我認為其說法在理論層次上是相當新穎而成理的，然而在實踐上面臨的挑戰卻是相當多面的，就如他時常在文中提及這些想法無論在研究著述上或教學上是困難的。而我認為最主要仍然在材料上，正如同近代歷史學家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近代史」，凸顯出歷史詮釋者對於理論建構扮演重要角色，針對固定的文本並已知為基礎作詮釋或做他人（於當時代）詮釋下的詮釋，雖流於菁英史但仍是較為固定且亦於討論的；但若以當時社會上所有相關之物做材料並以之研究，雖可說較具公共性但反面來說以當今之人如何確立其流通程度？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於第十節所言：「圖像思想史研究中，如何防止過度詮釋……，還需討論加上若干謹慎」，圖像之詮釋尚需如此謹慎下，以今日之軀詮釋過去思想史並藉由自己選擇之材料做研究主體如何可能？如何確定此研究主體與想解釋的問題密切相關、具有公共性；如何確定自身並無過度詮釋？都是此種研究材料所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3. 另一篇金觀濤與劉青峰則是用另一種方式研究問題：資料庫統計，然而也回到上述問題上：他所取材的雜誌或資料的公共性為何？即使他有其篩選標準──如：新青年雜誌在新文化運動討論＂共和＂與＂民主＂使用次數上的選擇理由──然而他卻也無法藉由統計數字說明當時知識份子普遍接受這種說法；另外即使克服此項問題仍舊無法藉由統計文字出現次數完全排除出現該文字的偶然性因素。

思想史作為權力關係的流變（Ver. 2）

葛兆光，2004，〈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導論（上）第一～四節、（下）第一、三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Guantao Jin and Qingfeng Liu（金觀濤、劉青峰） 2005.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6 (3): 467-501.3.

1. 自思想史的生成之中，「敘述什麼」與「如何敘述」即是在人為的雙重詮釋之下，析辨權力如何作用與發揮影響的理路，因此凡是有助於上述理解者，皆為思想史的材料來源。歷史，可作為思想史的來源之一，若以歷史文獻的回顧與蒐集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唯一來源，就僅止能旁敲過往治者與被治者間片面的權力關係狀態。
2. 除此之外，文獻的傳播實質上也交涉於思想體系背後權力的競逐與既有知識的攻防。自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所撰可得知，「民主」與「共和」兩概念引入中國的語彙意義變化和語彙使用率的消長，係為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先行對兩概念意義的拆解及選擇性採納的結果。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基於變革政治制度與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意圖，先以「共和」概念作為其議論主張，後在新文化運動透過「民主」的詮解取代「共和」的語彙使用，最後在「民主」意義的循環變化中，了解中國既有思想體系對於現代政治概念容納的影響。
3. 葛兆光提出對於思想史的觀察，應突破既有的文獻結構、型式及其書寫格式，並擴大思想史的研究材料範圍，透過一般在生活中廣泛流通而確切影響常人行為模式與思考基礎的各式史料（禮俗、檔案、戲曲、書畫等），並以圖像的布局結構為例，說明不言而明的意識符號如何作為常人生活的行為引導，剖析權力如何透過知識，作用為政治體內部共同的思想體系。

1. 思想史的史料蒐集若為多元，如何有效辨識史料與思想體系的連結，以及所產生的權力作用與效果？若以台灣為例，如總統府與自由廣場等具有政治意識象徵的建築，如何適當的找出其與公共政治思想的連結，並避免在建造者的想像與詮釋者的想像之中過度詮釋？
2. 政治語彙的使用與意義的流變，如何檢證治者與被治者間權力關係的轉化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