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前的菁英思想史是否無法與大眾連結？──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

題目：晚清前的菁英思想史是否無法與大眾連結？──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

主要問題：傳統菁英思想史的菁英著述是否有助於認識中國該時代政治思想與大眾的連結？──中國君主治術與典籍的關係（以老子為例），對比國家等政治概念形成後「群」與一般思想史的關係。

 
研究動機：以晚清為分野政治思想產生變化，其中不論就知識份子或者（思想史的）知識而言，都開始因「群、大眾」產生變化。因此我想討論若今日知識份子以一般思想史為焦點進行研究，是否因此能更精確的對中國政治思想進行詮釋；或者傳統菁英著述與各朝皇帝間的交互影響，是否亦能有效統整出大眾與政治思想的連結？當中應該如何看待菁英著述與當時社會一般政治思想的連結是我想討論的問題，並希望藉此找到一般思想史研究材料的大致範圍。
 
大綱：
一．前言。
二．菁英思想史下的缺漏：

　　１．天才間的空白時期。
　　２．文化傳承而重視不具影響力的人物。

三．以老子、《春秋繁露》為例，說明晚清前中國經典如何與大眾生活連結：

１．君王對文本的詮釋。

　　２．知識份子任官而修改思想並推行於大眾生活。

四．晚清「群」的概念引入：

１．「國與國民」概念形成，君王詮釋思想的權威淡化。

　　２．官僚無法完全統合菁英思想與大眾生活。

五．結論。

預期成果：
中國菁英思想史應藉由「君王」角色的中介對大眾發生影響，而此種影　　響使得精英典籍與大眾生活發生關係，或許可以從此著手縮小一般思想史之材料範圍，因此菁英著述與大眾生活的斷裂加以緩和，而能確定一般思想史材料內容，故而傳統菁英著述與大眾生活或許並沒有晚清後如此大的斷層。

自「大中至正」至「自由廣場」－論「去蔣化」對台灣認同的影響

報告摘要：

　　希冀從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中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建物為研究標的，了解中正紀念堂於1980年代建置的時空背景，及其格局配置與文物展示（照片、銅像、勳章、匾額）的詮釋著手，得知治者如何引導台灣人民的政治思想，以分析當時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再以2007年中正紀念堂的更名事件為例，說明從同一公共建物牌匾上的變化（從更名、復名，及選擇性的保留）意義，以及「去蔣化」等一連串相關舉措的實施景況對於台灣社會深層意識的影響，推敲當前台灣人對於自我認同為何，以對台灣的下一步提供參照。

報告大綱：

一、前言

二、中正紀念堂的政治意涵

(一) 建置象徵

(二) 文物展示

三、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

(一) 「台灣民主紀念館」

(二) 「自由廣場」

四、「去蔣化」措施及其效應

(一)各地蔣公銅像的拆遷

(二)對蔣中正統治正當性的質疑

五、結論


關鍵字：中正紀念堂、去蔣化、自由廣場、台灣認同

如何找尋政治思想史之研究材料與其運用

1. 研究政治思想史材料是重要的，而後如何對材料加以詮釋與賦予意義。材料基於其為研究主體並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唯一的連結，是故對於材料的選擇是首先必面對的，是故《思想史的寫法》首先談到菁英思想史與一般思想史之間的差異，其中所涉及的便是「公共性的探討與連續性的問題」，然而當我們確立對於思想史的研究一般思想史方是在當下普遍作用於大眾時（亦即其公共性較強），卻又如何加以選材？作者又提供了另一思索方向：非經典的人民用書、器物、圖畫將是重要補足對一般思想史材料缺漏與不足的部分；另一部分的連續性問題，若以菁英的著述做研究會使使歷史產生斷裂面，但歷史的呈現於斷裂面上應該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討論。然而回過頭來他認為文本事實上對於分辨其真假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假如對文本的敘述與詮釋是扭曲或造偽的，此行為本身與文本透露出的是怎樣的想法才為關鍵。
2. 然而我認為其說法在理論層次上是相當新穎而成理的，然而在實踐上面臨的挑戰卻是相當多面的，就如他時常在文中提及這些想法無論在研究著述上或教學上是困難的。而我認為最主要仍然在材料上，正如同近代歷史學家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近代史」，凸顯出歷史詮釋者對於理論建構扮演重要角色，針對固定的文本並已知為基礎作詮釋或做他人（於當時代）詮釋下的詮釋，雖流於菁英史但仍是較為固定且亦於討論的；但若以當時社會上所有相關之物做材料並以之研究，雖可說較具公共性但反面來說以當今之人如何確立其流通程度？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於第十節所言：「圖像思想史研究中，如何防止過度詮釋……，還需討論加上若干謹慎」，圖像之詮釋尚需如此謹慎下，以今日之軀詮釋過去思想史並藉由自己選擇之材料做研究主體如何可能？如何確定此研究主體與想解釋的問題密切相關、具有公共性；如何確定自身並無過度詮釋？都是此種研究材料所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3. 另一篇金觀濤與劉青峰則是用另一種方式研究問題：資料庫統計，然而也回到上述問題上：他所取材的雜誌或資料的公共性為何？即使他有其篩選標準──如：新青年雜誌在新文化運動討論＂共和＂與＂民主＂使用次數上的選擇理由──然而他卻也無法藉由統計數字說明當時知識份子普遍接受這種說法；另外即使克服此項問題仍舊無法藉由統計文字出現次數完全排除出現該文字的偶然性因素。

思想史作為權力關係的流變（Ver. 2）

葛兆光，2004，〈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導論（上）第一～四節、（下）第一、三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Guantao Jin and Qingfeng Liu（金觀濤、劉青峰） 2005.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6 (3): 467-501.3.

1. 自思想史的生成之中，「敘述什麼」與「如何敘述」即是在人為的雙重詮釋之下，析辨權力如何作用與發揮影響的理路，因此凡是有助於上述理解者，皆為思想史的材料來源。歷史，可作為思想史的來源之一，若以歷史文獻的回顧與蒐集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唯一來源，就僅止能旁敲過往治者與被治者間片面的權力關係狀態。
2. 除此之外，文獻的傳播實質上也交涉於思想體系背後權力的競逐與既有知識的攻防。自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所撰可得知，「民主」與「共和」兩概念引入中國的語彙意義變化和語彙使用率的消長，係為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先行對兩概念意義的拆解及選擇性採納的結果。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基於變革政治制度與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意圖，先以「共和」概念作為其議論主張，後在新文化運動透過「民主」的詮解取代「共和」的語彙使用，最後在「民主」意義的循環變化中，了解中國既有思想體系對於現代政治概念容納的影響。
3. 葛兆光提出對於思想史的觀察，應突破既有的文獻結構、型式及其書寫格式，並擴大思想史的研究材料範圍，透過一般在生活中廣泛流通而確切影響常人行為模式與思考基礎的各式史料（禮俗、檔案、戲曲、書畫等），並以圖像的布局結構為例，說明不言而明的意識符號如何作為常人生活的行為引導，剖析權力如何透過知識，作用為政治體內部共同的思想體系。

1. 思想史的史料蒐集若為多元，如何有效辨識史料與思想體系的連結，以及所產生的權力作用與效果？若以台灣為例，如總統府與自由廣場等具有政治意識象徵的建築，如何適當的找出其與公共政治思想的連結，並避免在建造者的想像與詮釋者的想像之中過度詮釋？
2. 政治語彙的使用與意義的流變，如何檢證治者與被治者間權力關係的轉化與否？